郑重：和高二适先生的一次见面

一面之缘长久牵挂

——和高二适先生的一次见面

郑重

一

记者生涯对我是一种锤炼，也使我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怀，对一些老先生或采访过的对象，有的虽是一面之缘，但对他们却有着长久的牵挂。我之与南京高二适先生就是这样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二适先生生活在重庆，也是文化圈子里的人，像我这样的年龄又是在农村成长的人，当然无法知道他当年的往事。1949年后，他脱离了原来的文化圈子，在南京从事中学教育工作，更是寂然无闻了。还是1965年7月，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文物》杂志发表了他的和郭沫若有关兰亭论辩的论文手稿，使我知道他不但是一位勇敢的学者，而且是一位书法家。他的书法别具个性。

说他是一位勇敢的学者，并不在于对《兰亭序》的真伪之争，而是他批评郭沫若的文章“词益加激厉；理益加横肆”，是“哗众取宠”，接下来的一大段文字中，他不只是批评了当时还是风云人物的郭沫若，而且顺手点了康生，这样和郭沫若的论辩，也就是和康生的论辩了。

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，从1963年5月，《文汇报》发表《“有鬼无害”论》开始，笔者生活在《文汇报》，深切感到批判之风已起于青苹之末。再经1964年到1965年，也就是到批判京剧《海瑞罢官》的前夕，文化战线已经是风急雨骤，大家都想息事宁人，谁还愿意引火烧身，为旧文化进行辩护呢？可是知识分子中偏偏有硬骨头高二适，高举维护传统文化的旗帜，迎风招展。只可惜知音甚少，所以他在论文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感叹：“文人见异思迁，是非无准。岂不痛哉！”这之后就是批判京剧《海瑞罢官》，至于郭沫若发表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》以及高二适向郭沫若挑战的真实背景，我们当时就无从知道，也无暇细想了。

我敬佩高二适是位勇者，若干年之后，笔者才读到在兰亭论辩开始时高二适致章士钊的信，信中说：“兰亭案《文物》又出三篇（厚诬前古，丑态毕现，此文妖也），捧场之作，一手制造狂飚万丈，有为披独，欲断送晋贤书，此种革命到了此种地步，适当驳到底，为中国书史计，为来日法书计，即有大力周纳，使适入罪囚，所甘心也。”

高二适给我留下的勇者的形象，更鲜明地留在记忆中。

我想见见二适先生，而真见到他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。

1973年4月，我从云南西双版纳采访归来，适《人民中国》记者韩瀚兄亦在上海。我们是赏玩书画的朋友，我在上海，向谢稚柳、陆俨少、唐云等画家为他讨一些书画；他和原二流堂的人往还较多，在北京也向吴祖光、黄永玉、黄苗子等文化人讨一些名品送给我。而且他每次来上海必定到陕西路红房子西餐馆吃红烧牛尾。这次，我们又在红房子相聚。我从云南带来一条云烟，分三包给他，他嫌少，一定要五包。

瀚兄吞吐着云烟，从手提包中拿出几本日文版的《人民中国》，慢慢地打开，说：今天小弟要向老兄献宝啦。我一看，上面刊有林散之草书，书风追随怀素。我说此翁的字写得不错，但没听说过此人嘛。他说：如果你听说过，那还叫什么发现。此翁是南京的一位怪老头，是我把他发掘出来的。记者都以自己的“发现”为乐，而且有些自豪。

韩瀚眉飞色舞，谈了他寻找林散之的经过。他说：你们上海不行，找不到书法家，是我到了南京，从亚明那里找到林散之的几幅字带到北京，我怕领导不同意发表，就先请启功、赵朴初评论，他们都认为此老的字可以代表当今中国的书法。这样，我又二次到了南京，是亚明陪我到乌江才找到林散之。

他说到兴奋时，拍拍杂志，又说：这期书法专号，把林散之的草书放在头条，是我争来的，不是容易的事。

我说南京还有高二适，你看过《文物》杂志上发表他的手稿吗？韩瀚说：在亚明那里，我看到过高二适写的字，我还是欢喜林散之。

经韩瀚兄这样一说，我就想早日拜访高二适了。

二

1974年4月，我回家探望父母，归程中路过南京，由亚明兄陪我去见二适先生。走进一条巷子到了二适先生的家，亚明向他介绍，这位是《文汇报》记者。他对外来者的身份似乎不以为然，只是示意让我坐下，就和亚明交谈了。我在静默中观察，他谈话时脸上有些笑意，高高的颧骨，两道浓浓的扫帚眉下，双目深沉犀利，嘴角微微下垂，和亚明谈话颇有些自负之状。他的威严令我有些敬畏，已经感到和他交谈不是容易的事了。

亚明和二适先生谈了一阵，起身告辞，我也感到无话可说，想随亚明离去。亚明向我递了一个眼色，示意让我留下，我理解他是要为我留下和二适先生交谈的机会。亚明一走，出现了难堪的冷场。

我这时没有退步的馀地，突然冒出一句话：二适先生，我读过你的文章。

他冷冷地说：是我与郭沫若兰亭论辩的文章？

我说：不是，是章行严在《柳文指要》中收录的那两篇。

二适先生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，说：你怎么会有这部书，是行严老送的？

我说：是行严老送给谢稚柳先生的，我只是借来看看。

1971年，章士钊（行严）著《柳文指要》要出版，因为毛泽东要看，专门出版了大字本，其中收录了高二适的《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后题》及《跋刘宾客天论》。章士钊送给谢稚柳一套，我曾借来看过，读时一知半解。而此时对高二适的两篇文章，我只记得后一篇的题目，前一篇文章连题目都记不全了。幸好，二适先生没有接着问我读后的感想，他说：我和谢稚柳是当年在重庆时认识的。
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高二适任职于立法院秘书科，谢稚柳在监察院秘书科任秘书，他们相互间有往来。在文化圈子中，又有着共同的朋友，诸如于右任、章士钊、沈尹默、林山腴、汪东、叶元龙、曾履川、潘伯鹰、乔大壮、高一涵、李天马等。他们在重庆组织“饮河诗社”，高二适也是该社社员。此时，我正热衷于搜集稚柳先生的资料，对这些人物都略知一二。二适先生在谈话中涉及他们，我都还能应答几句。在这些人物中，二适先生特别熟悉的是曾履川、潘伯鹰和高一涵。我曾看到稚柳先生去敦煌时滞留兰州，为高一涵画《红叶双禽》，并钤了“问君西去何时还”的印；从敦煌回重庆过兰州时，又为高一涵的夫人画了《仿榆林窟飞天》。我把这两张画的事告诉二适先生，他听后说，高一涵当时是甘宁青监察使，张大千、谢稚柳去敦煌的车辆都是高一涵给安排的。二适先生还告诉我一件事，谢稚柳去敦煌的事，于右任不知道，后来于髯翁去敦煌，方知谢稚柳也在那里，有些生气，还是高一涵为他解围，于髯翁让他继续留在敦煌，没有把他带回重庆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我熟悉的老先生家中都是四壁萧然，而二适先生家中居然还有许多书。我感到奇怪，就说：你的书还不少嘛。

二适先生说：也都被抄走过。

可可在旁说：是爸爸要回来的。

二适先生说：我在电视里看到，毛主席书房里有许多书，而且是线装书，他也读线装书，就给行严老写信说，毛主席能读书，我为什么不能读书。我就向来抄家的居委会人员提出要把书还给我。

冰消雪化。经他这样一番对往事的回首，我方意识到像二适先生这样久经沧海的人，对于像我这样初次登门造访者的身份并不在意，而在乎交游的背景。他的朋友也和我是有交往的，如沈尹默、谢稚柳、潘伯鹰这几位。这像一座情感之桥，使我跨越了陌生的屏障，打开了通向他内心世界的大门。这时我就化被动为主动，把话题引到他和郭沫若的《兰亭序》真伪论辩上。1965年的那次兰亭论辩之后，1972年，郭沫若又写了《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〈三国志〉残卷》，重提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，刊于这年的《文物》杂志第8期。高二适读后即撰写了《〈兰亭序〉真伪之再驳议》。他从案头拿出这篇文章说：我对郭沫若的再驳议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了，毛主席说“笔墨官司，有比无好”，看来这样的笔墨官司不是随便就能打得起来的，真的打下去就要一边倒了。

197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兰亭论辨》在《出版说明》中写道：“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。”谈到这个《出版说明》，二适先生的火气上来了，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，那就是说行老和我都是唯心主义者的代表了！”

又过了若干年，康生致宫维桢的几封信出现在拍卖市场上，我们读后才恍然大悟，康生不只是郭沫若背后的推手，而且是郭文的直接参与者。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穆欣回忆发表高二适的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过程，也说毛泽东曾问康生：“郭老的《兰亭序》官司怎样了，能不能打赢？”看来，毛泽东是支持郭沫若的。《文物》杂志编辑黄逖是直接编发《兰亭序》论辩有关文章的，他告诉笔者：在编发高二适的文章时，还感到是一场学术争论，但到编《兰亭论辩》以及写《出版说明》时，感到论辩的方向有些变了，如果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场论辩的结局很难预料。在兰亭论辩中，郭沫若及支持者都谈到《兰亭序》所反映的伤感情绪，二适先生说：难道他们只读《兰亭序》，没有读《兰亭诗》？谈玄伤世是当时知识界的共同的情感，你去读《兰亭诗》，谢安、孙绰和王羲之述作同游，观娱而兼感慨之际，相互映发，不是偶然的吧。在《驳议》中，高二适没有过多地涉及这个问题，在《再驳议》中则是他论述的重点。

以玄对山水，适性逍遥，雅好所托，这是魏晋时期文人的一种风尚，不只是王羲之，参加兰亭修禊的人都是这样。王羲之在《兰亭序》中写出了“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”，谢安的《兰亭诗》中亦有“万殊混一象，安复觉彭殇”。孙绰在《三月三日兰亭诗序》中，亦写了“乐与时去，悲亦系之，往复推移，新故相换，今日之迹，明复陈矣”。笔者以为这都很符合自然规律。唐朝柳公权已把《兰亭诗》写成一个大卷子，当年参加论辩的诸公也不会不熟悉，为什么视而不见？硬是要批判王羲之的悲观思想？二适先生的《再驳议》实则是把兰亭论辩又引向深入一步。

按照我当时的心情，应该把二适先生的文章带回，向报社推荐发表，但我不敢作这样的表示，因为我知此时的《文汇报》根本不可能发表这类文章。《再驳议》不能发表，二适先生虽然耿耿于怀，但此时的心情还是很淡定的。

在兰亭论辩中，郭沫若等人以《兰亭序》和《临河序》的文字不同为由，判断《兰亭序》是伪托。孰不知文章的初稿和最后的定稿经过修改会有很大的不同，初稿多是急就而成，定稿则是成熟的文字。于是笔者就向二适先生询问：会不会先有《临河序》，后有《兰亭序》？

对于我的问题，二适先生没有回答，只是向我看了一眼，就一边理着桌上的纸笔，一边说：你不是说我的字写得好吗，是否想要我给你写字？

我这时才想起此行的主要目的，是想求二适先生的一幅字，彼此谈兴很浓，就把求字的事给忘了。我连忙说：我很欢喜你的字，有宋克章草的韵味。其实，我这时还不懂书法，只是看到上海博物馆刚刚印刷的《中国书法》，薄薄的一册中有宋克写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诗卷。

二适先生说：我是天下书名自在身，笔底通神，不只是写宋仲温。

他的女儿可可还是小姑娘，连忙磨墨理纸，二适先生为我写了一张条幅，内容是他自己的诗：“有兴提鱼未拟回，过江馋口动成菑。当年桅月惊沙市，曾恼游鳞作馔来。北归食鱼一绝。郑重察正。二适。”（与诗集所收字句略有出入，此处以墨迹为准。）二适先生的哲学是“多学无偶，不求人知”，这幅字和他书稿上字的韵味迥然不同。可能是我们在交谈中让他对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有所感怀，才写了月桅下影过江食鱼的诗。

在告别时，二适先生突然问：你认识苏渊雷吗？

我说：认识。他已从东北回来，住在平阳乡下，偶尔在唐云先生那里会遇到。

二适先生说：行严老的《柳文指要》，我已经列出一百八十多条纠正意见，正在和他商量。

我说：见到他时，会把我来你这里的事情告诉他。

和二适先生就是这样的一面之缘，的确给我留下一些牵挂。 

三

1980年，我曾向《文汇报》总编辑马达介绍了1965年兰亭论辩的情况，并提出高二适还有一篇《〈兰亭序〉真伪之再驳议》的文章没有发表，我们能否给予刊登？那时马达颇有锐气，办报思想开放，为人的态度也开明。他当时没有回答，过了几天，他告知我：这是十几年前的旧账，又不是由《文汇报》发起的，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当事人的处境都变了，《文汇报》也没有必要惹这样的麻烦了。马达经过慎重考虑，说的也有道理，此事即作罢。

1998年8月，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东郊发掘六朝古墓群，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，是东晋侍中、广陵人高崧及夫人谢氏的合葬墓。墓志和《兰亭序》书写的时代相吻合。我想也许能从中探索出《兰亭序》真伪的新信息，随即奔赴南京。在那里不仅看到高崧、谢氏的两方墓志，而且看到已经陈列的南朝墓志三十馀通，是从南京、丹阳、马鞍山发掘出来的。从书体上看，不只是有隶书，而且行楷、隶、楷皆有，反映出各个家族对书体的风格各有偏爱。这已经能充分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，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种书体并存，只是还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。高二适在《驳议》及《再驳议》两文中，都明确提出：两晋书体，皆参差与近人同科，固非一种隶体书，王羲之时代已经出现了行楷熟手之书法了。看了这三十馀通墓碑，对当年论辩之是非，可以作一个总结了。

那次笔者在南京逗留两日，《东南文化》编辑部的朋友陪我访二适先生的旧居。可可已经搬了新家，不再住在那个巷子里。在可可家中，看到二适先生当年用过的帖，帖上多有他的批语。他在王献之《鸭头丸帖》上的批语为：“此等帖殊未见佳，真迹再三摹勒，遂致俗态，可戒也。”对怀素《苦笋帖》，他的批语为“此《苦笋帖》尤怪，何名之有哉”。高二适虽然钟情于杨维桢，但对其书帖批语为“不成书式”。他也不一味如此，也有他敬佩之人，对陆居仁《题鲜于枢行书诗卷跋》，他的批语写道：“此章法乃别具风裁也，颇有清虚之气，唯骨为差耳。”读了这些批语，二适先生自信自尊而又有些狂狷的形象映现在眼。他最佩服的还是宋克，对宋克草书《唐宋人诗卷》赞语颇多，其中有一段写道：“佳迹人间鲜矣，吾于南宫生每具只眼，如怀中之宝每仿不忘，跋扈纵横，吾谁与归。”这部帖前半部写的卢仝的那首诗，正是笔者曾经看到过的。

《东南文化》编辑部的朋友还向我提供了一批二适先生写给朋友的信札的影印件，其中主要是写给章行严和苏渊雷的。在给章行严的信中，有一封是请行严老为他撰的《刘宾客文集校录》作序，有几封是关于和郭沫若进行兰亭之真伪论辩的。给钵水翁信中，有一封谈了对《柳文指要》的意见，说：“该《指要》自问世以来，行老来札要弟指疵，已提出百馀条，均颠扑不破语，惜老人不克亲见再版耳。”在他写此信的时候，章行严已经作古了。他对《柳文指要》意见的成稿为《纠章二百则》。

在2000年前，文汇出版社筹集编辑出版《章士钊全集》十卷本，笔者曾向出版社总编辑萧关鸿兄提出，要注意高二适的《纠章二百则》。但对已经去世的作者的著述，无权进行修改了，《纠章二百则》可附之于卷后。章家经办此事的人为章含之，她不知有《纠章二百则》文稿。笔者曾去询问钵水翁，翁说确实有《纠章二百则》，但下落不明，是否由章行严带去香港？与香港的殷夫人那边也无法取得联系。这样，《章士钊全集》带着缺憾出版，不只是让人“每一念及，辄簌簌堕泪不止”（高二适语），出版家关鸿兄也感到此全集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。

2018年1月15日